男儿不怕千般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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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不怕千般苦
日期:2015-11-22 14:06:05  来源:中台新网  作者:王远枝  人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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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告别未名湖》,看到同学们毕业后,坚持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为国为民做了许多好事,事迹非常感人,心中油然产生敬意。通过出版《告别未名湖》,可以从众多同学的回忆,写出北大这段不可磨灭的苦难与辉煌交织的历史。

  我们应该为老五届感到骄傲。老五届是文革时期的在校生,讲老五届,绕不开文革。文革祸国殃民,是对中国历史进步中的一次严重的反动,必须彻底否定。北大是文革的重灾区,北大人承受着比任何学校都更深重的灾难,也就承担着比任何学校都更沉重的历史责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迫害,哪里就有反迫害。北大老五届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北大有男儿。在北大文革中,广大师生员工以各种形式开展了一场反对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抵制文革的历史性的抗争。这种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团结一心,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坚韧不拔,谱写着北大文革悲壮的历史。这种抗争维护了北大的尊严和光荣,是北大文革的主流,是文革中北大师生员工的共同意志。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你们摧垮不了北大:

1,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造谣污蔑攻击校党委,受到北大师生员工一致反对、揭露和谴责。

2,张承先工作组进校后迅速稳定了学校局势,全校师生员工坚持教学科研工作不中断,得到党中央的肯定。

3,聂元梓校文革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号,在校内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学生,打击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处非法设立“牛棚”、“斗鬼台”,随意关押、残酷批斗正直的、优秀的领导干部、学术权威和进步师生。燕园斯文扫地,不断传来含冤自杀的消息,一片恐怖。他们在校外丧心病狂攻击党中央领导,煽动群众在各地围攻各级党委,造反夺权。为了从政治上、组织上搞乱搞垮北大,校文革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疯狂之极,大搞“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北大师生员工的强烈不满。

4,面对校文革的图谋和四人帮在北大死党的罪行,具有“五四”爱国民主科学传统的北大师生员工忍无可忍,被迫奋起抗争。校内先后成立的群众组织之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但他们都是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兄弟姐妹、时代的骄子,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他们共同是文革的受害者,也都对抵制文革做出自己的努力。特别是在校文革制造挑动武斗后,同学们厌倦运动,消极抵制不再参加。大家盼望安定团结,正常秩序,上课学习。不少师生开始怀疑文革,公开议论反对四人帮,议论文革的各种混乱的、不正常的情况,为此受到四人帮及其在北大代理人的残酷迫害,甚至致残致死,真是可歌可泣。

5,复课后,老师认真备课,同学们如饥似渴学习科学知识。许多受冲击的学术权威、老教授重新走上讲台,令人感慨。

6,粉碎四人帮,全校师生员工欢欣鼓舞。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大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

7,毕业后,老五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基层磨练,刻苦学习,成为各条战线、各个地方改革开放的骨干力量,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共同铸就北大的辉煌。

  这就是老五届。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

亲爱的母校,我们这一代,在极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用我们的意志和行动,顶住了四人帮对北大的摧残,维护了母校的尊严和荣光。我们承担起时代的责任,顽强地书写着您百年历史中不可缺少的 光荣的一页,我们同样是您的优秀的儿女!

关于我,许多同学由于不知道我的情况,希望我写一写,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1970年我被留校审查,未予毕业。刚宣布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同学们只知道我在文革中持支持陆平校党委、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观点,没怎么参加运动,整天背着书包上图书馆。到底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这么严重!看到同学疑惑和同情的眼神,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第二天,我就在地学北楼(文史楼)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开始接受隔离审查。遭到审问和训斥后,我痛苦地站在窗口,仿佛听见大喇叭响着的不是当年文革流行的革命歌曲,而是奋发的《毕业歌》;仿佛看到同学们在现在图书馆所在地的广场上,不是凄凄惨惨戚戚的逃离,而是握手拥抱、互相告别。大楼里只剩下我孑然一身、默默地承受着这场突然降临的灾难与不幸,默默地目送着一辆辆大卡车满载着同学们离开北大、离开未名湖。

审讯时,专案组指控我的主要罪名是攻击文化大革命,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迫害鸣不平。说实在话,我当时对文革有些议论,一不是为钱,二不是为往上爬,三不是家里受到什么冲击,只是出于农村的孩子那种朴实的良知和正义感,出于对党感恩热爱的真实感情。

为了同学们更具体了解,我把北大党委的复查结论全文抄录于后,就一切都清楚了。

对王远枝同志的复查结论

王远枝,男,汉族,1947年5月生,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福建省福清县人,原地质地理系地球化学专业六四级学生,现在地质系进修班学习。

1970年3月经驻北大宣传队批准留校审查,未予毕业。1972年7月25日经北大党委、革委会决定,以犯严重政治错误予以结论,免予处分。分配工作。1976年9月24日原北大政治部又以维持1972年的决定予以结论。

自1976年以来,王远枝同志多次申诉,要求复查,重新结论。  

  经复查,王远枝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对刘少奇、贺龙、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迫害深表同情,是反对“四人帮”的。

现经复查,撤销1972年7月25日的决定,强加于王远枝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彻底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有关材料应全部销毁。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盖章)

1979年3月19日

                                                         

检查交代、批判斗争、强体力劳动、无经济收入、饥饿和寒冷, 我都要去面对,去克服。我感到冤屈,心里十分抵触。我思想斗争激烈,想得很多很多。想到我的前途,父母养育之恩,兄弟姐妹手足之情,想到会怎么处分我,会不会被开除学籍送去劳改;想到党的多年培养教育的恩情,解放前父辈所受的苦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也想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活生生事例,邓朴方、牛辉林等一大批同学,他们因反对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受到残酷迫害而坚强不屈,我要向他们学习。我不能自暴自弃,要坚定信念,不屈不饶,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你们翻不了天! 北大三年的磨难,我最大的收获是,亲身体验并懂得了受迫害、受欺负的感觉,亲身体验并懂得了科学与民主的可贵,亲身体验并懂得了养育我的平民百姓、弱势群体的感情。这些道理,课堂上老师都讲过,这次蒙难,是真正学到了,这些要成为我今后生活、工作的精神力量。

19735月我离开北大,到福建省永泰县农械厂当了5年车工。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各种歧视一直在困扰着我,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孤单时,魂牵梦绕未名湖,那里的一切,那里的酸甜苦辣都成了我美好的记忆。

1976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我高兴、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有多少心里的话要向亲爱的党说!虽然远在遥远的南方深山沟的小厂里,但我的心飞向了祖国首都,仿佛我又回到日夜思念的母校,回到未名湖畔。听说凡是“两校”定的案一个也不能翻,但我还是天天想翻案,如果不能翻的话,那就太不实事求是了,太冤枉我了。我开始给系总支、校党委写信申诉,要求复查,重新结论。

1978年春,学校要招一批学生回炉进修,当时我还没有得到复查平反。我弱弱地报了名,想试试看学校肯不肯要我,碰碰运气。我没命地复习功课,白天要完成生产任务,晚上看书写笔记。有一次出差开会,夜里2点多,在莆田县涵江镇旅店,我借着公共厕所昏暗的灯光复习功课,准备回炉考试。突然,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惊叫着,用福清本地话喊着我的名字。一个毕业后八年没见过面的同学,他半夜起夜看到我。真想不到,多年没见的同学的第一次见面居然在公共厕所的灯光下,这大概与我在北大3年掏大粪、扫厕所的缘分有关,心里一阵酸楚和苦涩。

回炉考试后,自我感觉考得不错,跟厂领导请假,想高高兴兴回福清老家向妈妈报喜。我是我们家最大的男孩,妈妈最喜欢我,我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听家里讲,在我受审查期间,妈妈天天哭,天天挂念着我,又得不到消息。她怎么也不会相信,她的善良懂事的孩子居然会是“反革命”!我正想着如何给妈妈一个惊喜,“妈,妈妈,您在哪?!”进门后,没看到妈妈,我焦急地喊着。

我预感大事不好。二伯母听到声音,过来告诉我,你妈病重住院,你爸爸和你姐妹、弟弟都在龙田医院。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奔跑十几里路到医院妈妈病床旁。妈妈见到我,平静地安慰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病。她还向病友介绍说,这是我大儿子,眼里流露出母亲的自豪与满足。我问爸爸,妈妈病了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爸爸说,妈妈一再嘱咐全家,说你老想着北大的事,她的病千万不要告诉你。她说如果告诉你,你一定不会去考,就影响了你的前途。医生告诉我,妈妈因操劳过度,已是癌症晚期,她为了省钱,忍痛多时,送医太晚,已无法治疗。我在妈妈面前强装镇定,出来后,我跪在医院地上,忍不住嚎啕痛哭。亲爱的妈妈,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因为我的事,您遭受了那么大的精神打击,在您忍受病痛折磨的时候,牵挂的仍然还是您儿子我身上的冤案,我的前途!您才52岁,您病了,我还考这个试干什么!您病了,我居然没有在您的身旁!我应该怎么做,怎么能够用我的生命来救妈妈的生命!我开始恨我自己,恨北大,恨未名湖!我急疯了,听说莆田县有一个名医,我一时买不到长途汽车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骑辆自行车来回跑莆田。苍天呵,你们救救我妈妈!

北大进修回炉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捧给妈妈看,脸上露出她生命的最后一个笑容,那样美丽!1978102日,敬爱的妈妈安详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回到北大,没有心思看校园的变化,没有久别重逢老师同学的喜悦。我悲伤,我想妈妈。像死去一样,整天沉默不语。像机械人,按部就班地上教室,上图书馆,去食堂打饭。晚上集体宿舍熄灯后,我才有自己的世界,蒙在被窝里偷偷流泪哭泣,几乎天天晚上如此,直到睡着了。按照北方人的习惯,亲人逝世后,戴黑纱记念,而我们老家习惯,是带白纱。学校同学很多,我如果右臂戴白纱,会有很多人会问。按我们老家习惯,父母逝世,戴一个月的孝,而我决心要戴孝一年。我就在中山装上衣右口袋别上白布纱,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看到妈妈。每天晚上,我仿佛看到妈妈慈祥的身影,听到妈妈亲切的声音。她说,她小时候姥爷在南洋,遇到灾荒,跟着姥姥逃荒要饭,你们现在能上学,妈妈真羡慕你们,要好好读书。记得我高考作文,就是写妈妈这段话。仿佛又回到妈妈身边,跟在她身后上山砍柴。仿佛又回到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没有粮食,妈妈喝着稀汤,宁肯自己饿着,也要把她碗里仅有的几颗米粒倒在我的碗里。仿佛又在深更半夜我醒来时,妈妈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缝纫机替人做衣服,为的是给我们交学费。仿佛又看到妈妈看着我学期成绩单时既满意又充满希望的笑容,妈妈的笑真美!……

说到考回炉进修,还有一个不算小的波折。我的考试成绩不错,正式招生需要政审。有人提出,我政治上有问题,不能录取。为此,系领导专门请示校党委书记周林同志。周林说,他是在北大摔倒的,我们北大有责任帮助他站起来,如果我们不录取他,就要犯第二次错误。尊敬的周书记,谢谢您,虽然我从来没见过您。197810月,我回炉到地质系进修班学习。说实在,再剥夺我学习的权利,天理难容。

19793月,北大党委在东操场隆重召开全校平反大会,我得到平反昭雪。终于等到这一天!感谢党把我从苦难中救了出来!从19703月到19793月,整整9年过去了。二十来岁,燃放着希望与理想的青春,人的一生最美好、最宝贵的岁月,而我,却在苦难与屈辱中度过。今天,这一切都结束了。新的征程开始了。妈妈如果能看到这一天,她老人家该有多大的安慰,该多么高兴!来不及抱怨,来不及自卑,来不及彷徨犹豫,挣脱了枷锁的我一刻也不能停,必须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奋起直追,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向科学技术进军,掌握一门为国为民服务的本领,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报答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19794月,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研究生。9月录取到人民大学学习,被选为校研究生会主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官”。19827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永远不能忘记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董守才老师对我说的一段话:“你在文革中表现很好,体现了你对党热爱的坚定的、真实的感情。但你不要以为今后一切都会顺利。你的路还很长,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还会有不平坦。你必须记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做到永远跟党走。”这是党对我的教导与嘱咐。3年刻苦攻读毕业并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分配到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工作。经过经济界权威专家组成的评委会的审评,1988年初,我成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批最年轻的高级经济师。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国务院經贸办、国家经贸委、国家发改委工作,多次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党员。

在工作中,因为有北大精神熏陶和北大磨难经历,觉得好不容易有了工作机会,就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坚守科学与民主,不巴结权贵,不争名夺利,要按照党的指示精神做人做事,为穷人说话,为百姓说话,为弱势群体说话。力求在人生结束时,对自己一生不后悔。“官”大“官”小不要紧,待遇差别并不大,关键是要为人民做好事,兢兢业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不论在哪个岗位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都决不屈服,都要像电影《英雄儿女》王政委对战士说的,我们这支英雄的部队,就要像脚杆上绑大锣,走到哪响到哪!

自我感觉比较满意的是做了以下几件事:

1、国企改革。在企业局任处长时,主要是企业整顿,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全面质量管理,企业承包,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企业管理现代化,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引进国外智力等。 

2、任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期间,分管综合处、生产运行处、资金处和安全救灾处。为了更好地完成领导交给的监测经济运行情况的任务,我们创新工作方法,建立了经济运行形势分析制度。每月召开一次形势分析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参加,研究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形成材料向国务院报告。在我国经济、政治的关键时候,这种经济运行分析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在一个时期,我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总理办公室报送当天全国煤炭、电力、原油、交通运输等生产运行情况,供领导决策参考。

3、援藏。1994年至1996年筹备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期间,我被命为国务院调查组第二组副组长,先后三次进藏,对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国务院报送的援藏项目进行调研。后来确定,中央各部委援建30项,各省区市援建32项,共62项,即西藏建设史上著名的援藏62项。我负责各省区市32个援藏项目的调研立项、任务分配、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的具体工作,上报国务院批准后由各省区市执行。由中央和各省区市援建的布达拉宫广场、西藏博物馆、自治区传染病医院、拉萨市医院、申扎金矿、林芝宾馆、各种粮油加工厂、水电站、水泥厂、煤矿、中小学校舍、电网改造、太阳能广播电视接收站、城市上下水工程等民生项目拔地而起,给雪域高原250万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实惠。

高原缺氧,整天脑袋疼,晚上睡不着觉,白天走在路上像是踩棉花,怀着对藏族同胞的深厚感情,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有一次在日喀则实地考察塘河水电厂改造项目,我们徒步经过一个小村庄。我走在队伍前面,突然从墙角冲出一只黑色大藏獒,咆哮着向我猛扑过来。这时走在我身后的达瓦次仁同志一个箭步冲上前挡到我前面,临危不惧,喝退了这只凶猛的藏獒。他是自治区经贸委技术改造处处长,一位藏族领导干部,也是一位专家。他当时奋不顾身的身影,英勇敏捷的动作,真是一个舍生忘死的英雄。我望着他,内心深处涌上了对藏族同胞的深深的感激之情,向这位藏族兄弟,这位藏族英雄致敬。这个项目由山东省对口援建,19953月开工建设,当年12月建成。技改工程完工发电,从根本上解决了日喀则市的供电紧张问题。

几年后,达瓦次仁来京开会,我和爱人赵涛一起接待了他。我们畅叙友情和重逢的喜悦,畅叙西藏美好的未来。

4、担任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期间,针对当时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愈演愈烈,企业反映强烈的情况,遵照领导部署,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中发【199714号)。为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做好治理三乱、减轻企业负担工作,中央决定,由国家经贸委牵头,国家计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和审计署(后来又增加交通部、农业部、公安部3个部门)组成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工作指导、监督检查和组织协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地区、各部门历经10年的共同努力,治理三乱、减轻企业负担工作克服各种阻力和困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2005年统计,1997年中央文件下达后,全国共取消3万多项向企业的不合理收费项目,企业年交费额减少30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10%左右。治乱减负工作得到领导的肯定,得到企业和社会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刹住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不正之风。

5、在担任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司长期间,加强调查研究,积极参与《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非公36条等一系列文件的起草工作。推动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营造企业发展良好外部环境。帮助企业转型升级、调整结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快速健康发展。

200510月,我向中央统战部胡德平常务副部长汇报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工作,他是我们北大老五届的学长。在谈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时,我把北大党委1979年对我的平反昭雪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向他表达了我对党中央、胡耀邦总书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感激之情,完成了我多年的心愿。

在工作中,遇到包括自身在内的科学与愚昧、民主与专制、平民与权贵的思想与利益的碰撞,我们要坚守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按照党和国家的部署要求,克服阻力,把各项工作做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这样一段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亲爱的北大老五届的同学们,我们大家都从风雨中过来了,我们都努力了,都做到了。这也是我们献给母校的最珍贵的礼物.

作者:王 远 枝原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司长、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球化学专业1964级学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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